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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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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秦晖,1953年12月生,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80年代初主要研究农民史(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80年代后期转向研究经济史(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90年代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包括狭义农民学(对农民、农业与农村社区的研究)与广义农民学(农民国家、农业文明与传统社会及其演进、改革与现代化的研究)。他主持了一系列乡村调查,主编了《农民学丛书》首批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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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东欧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趋同倾向  

2007-08-22 13:14:38|  分类: 东欧改革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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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运动的理论与没有理论的运动——十年来的东欧左派

秦晖 金雁

   走中间道路,避免极端化已成为东欧左派的一种共识,“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瓦文萨语)的运作方式已遭到摒弃。这一特点使东欧左派与自由主义的界线模糊,匈牙利的社会党——自由民主同盟联合政府自称为“社会自由联合政府”,克罗的亚目前最大的反对党是中左的“社会自由党”。这些名称可以说极富于象征意义。

   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相互接近并不是东欧才有的现象。这一现象是一种全球化趋势。因为,从远处说,从劳工运动中产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从市民运动中产生的自由主义都是市民社会孕育出来的,两者间除差异与冲突外也保存着许多共同的价值基础,无论是在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还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反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双方都有合作与互相渗透的悠久历史。尤其是在战后,一方面罗斯福新政放弃古典自由主义转向国家干预与福利主义,另一方面以欧洲社会党日益增长的“修正主义”与“非意识形态化”为代表出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化”倾向,这两大思潮的相互接近加速了。

   从近处说,新产业革命与世界迈向“后现代化”的进程也使这两大思潮间的许多传统矛盾趋于淡化。社会民主主义已日益变成了“社会自由主义”,它不但保持着原来对民主价值的认同,而且逐渐放弃了整体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价值而趋向于接受个人权利与个人自由价值,在社会民主理想与社会改造方面也就是承认或至少容忍了市场经济、私有财产与自由竞争。而另一方面自由派保守主义也日益变成了自由民主主义,它保持着原来对人性恶、私欲永恒等“消极自由观”的看法,并逐渐承认了或至少是容忍了对“消极自由”的积极调整,承认了具有社会公平意义的民主原则,在社会理论方面也容忍了一定范围内的国家干预与福利主义。于是双方的差别日益模糊,当然前者偏重于价值理性,后者偏重于工具理性的区别还是有的,因此形成的政策差异也还存在。

   苏东剧变使国际范围内的社会民主主义进一步向右摆,与自由主义的共同之处更多。在随后几年间,东欧的政治钟摆又经历向左摆向右调整这样一个回合的摆动,议会民主制下左右轮流坐庄的局面形成,剧变初期的非理性现象已大大消失,但与自由主义趋同的基本逻辑倾向仍保持着原来的轨道。可以说,东欧的“社会自由主义”的兴起,比全球范围内的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则是由东欧的一些特定条件造成的。

   首先,在1991-1995年期间,东欧转轨进程中严峻的经济形势与财政状况,使肩负执政之责的社会党的回旋余地远比他们在西方的同志为小,巨额的赤字与空虚的国库使社会党无法实施其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计划,资本极度稀缺的状况也使社会党难以实践其节制资本的思想。在资本稀缺而劳力相对“过剩”的条件下,劳方在谈判时地位相对虚弱,左派政府作为社会协调人难以坚持“劳动高于资本”的原则,除非它放弃协调人角色转而鼓动阶级斗争——而这对今天的这些社会党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今日东欧便出现了一个具有讽剌意味的现象,几乎所有社会党执政的国家,社会保障与公共福利的水平都很差,而至少在匈牙利这样的国家,社会党复出后这一水平甚至比右派执政时更差,反而是置身于“左派复兴”进程之外的,一直由自由派执政并在休克疗法与私有化方面都实行一步到位的激进政策的捷克,较快地越过了“阵痛”期,基本完成了最艰难的结构改革,使经济与国家财政状况大为改善,国家实施社会保障的能力也大大加强。捷克的社会福利事业已属前苏、东地区最发达者,而它的失业率(2-3.5%)不仅在东欧,就是在全欧洲也属最低者之列。以至于1994-1996年间的捷克自由派政府不仅被西方和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赞为东欧的榜样,也为东欧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所肯定。而公开宣称要搞“不带任何副词的市场经济”和“标准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捷克前总理克劳斯,居然被保加利亚社会党的机关报称之为”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1]1998年6月捷克议会大选中以批评公民民主党忽略劳工利益获胜的社民党,是否仍将使捷克维持社会保障居东欧之首的地位,许多人持怀疑态度。但愿捷克左派不要再重复匈牙利左派上台后的局面。

   其次,东欧这些东山再起的社会党均为过去共产党的后继者,他们急于清理自己过去的历史,甩开沉重的历史包袱,以求自我更新。许多人表示“如果不对战后45年历史进行清算,我们就等于集体自杀”,这样就使得新社会党表现得极为温和、低调。如波兰社民党在成立大会上不仅取消了一切以前的标语,连社会党国际诸党在开会时挂的“自由、公正、互助”之类的标语也未挂出,整个会上唯一的标语是:“波兰是我们愿为之奋斗的唯一价值”。值得注意的是1995年11月当选为波兰总统的是宁讲“人性资本主义”而不讲“民主社会主义”的克瓦希涅夫斯基,与此类似的是波兰社民党前总理奥莱克西也是个自由主义化的社会党人。波兰报刊曾注意到:他在言论中主张“自由市场经济”,不提“第三条道路”,也不讲国家有效控制经济,不放弃严厉的货币政策,也不放慢“私有化”等等。拉科夫斯基曾感慨地说:西德的勃兰特尚在天天讲“社会主义”,而我们回避这个词儿却如同回避病菌一样。其实何止波兰,匈牙利的报刊也曾提到,匈牙利社会党文献中“社会主义”一词出现的频率比西方社会党还要低。另一方面,这些党在提到“市场经济”、“私有制”时附加的限定词如“社会的”、“可调节的”机率也比西方社会党低。

   就是那些没有通过“解散——改名——重建”程序,而是直接从剧变前共产党延续下来的党,实际上比起俄共来也已相当社会民主主义化了,就其正面纲领和内部组织原则而言,它们除了没有改名己与社会党区别不大。

   这其中以捷摩共最为典型。捷摩共在1990年11月的“十八大”上宣布与过去决裂,奉行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市场经济与所有制非垄断化、回归欧洲。剧变前捷共中央的148名委员至此全部落职,党徽也由“锤子镰刀红星”换成了“红樱桃”,许多新的捷摩共著名成员自称信奉天主教。捷摩共主席耶日·斯沃博达和许多人主张像东欧其他共产党那样更改党名,只是在党代会上未能通过而作罢。更有甚者,捷摩共由于在组织上实行党内有派的“多元化”原则,其内部已存在着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也“亲社会党国际”的社会民主派别。早在1990年捷共内部就出现了“共产党人*”,其中一部分人于当年2月分裂出去,另一部分仍作为一派留在党内。该派宣布认同社会党国际的思想,支持激进的经济改革,不以“复兴”党,而以建立“新型的、非共产主义性质的”党为自己的目标。以后,“共产党人*”又与“社会和民主倡议”、“绿色论坛”等党内派别联合组建“捷共内部的社会党”——捷摩共民主左派,并拥有自己的全国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和自己的纲领。1991年9月,民主左派以捷摩共某些领导人在苏联8.19政变问题上态度暖昧为由,宣布退出捷摩共而另建新党。但此后捷摩共党内的多元化与亲社会党国际的派别的存在并未有所政变,发展至今它仍是该党内的一个主要的流派。

   东欧一些政党和组织仍然打着正统共产党的旗号,如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波共盟、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劳动党等,但所谓“正统”也是相对而言,它们与俄罗斯的“正统派”组织差别很大。这其中波、罗两党在其纲领中已接受了社会民主主义的许多内容,例如以民主和正义的文明社会为奋斗目标,以开放的哲学和意识形态以及人道主义进步的学说作为基础,坚决与独裁和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划清界线;在政治上恪守政治多元化,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和人权等原则;在经济上倡导社会市场经济,主张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和自由竞争,在国家监督和非垄断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支持在创造必要的客观条件的情况下逐步实行私有化,等等。这几年随着东欧转轨进程的逐步完成,部分“正统”组织发生分裂,少部分与极右组织合流,保留下来的部分为了自身的生存,则有进一步向社会民主主义靠拢的趋势。

   由此可见,虽然具体情况千变万化,很难一刀切地予以划线,但一种大致的趋势还是可以看出,那就是,整个东欧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一向无好感。在它们那里人为植入的“现实社会主义”是一种一直没有扎根于本土的“异质文化”,它和俄国对“原生形态”的社会主义情感有很大差异,所以剧变后东欧的旧社会党、新社会党、半社会党、“正统”共产党依次向“右”倒,与自由主义的趋同现象又以这种排列顺序递减,但其就整体而言,东欧的左派比起它的东边(俄国)、西边(西欧)的同志们来与自由主义的界限更难以区分。

   其实,就是俄国也并不是完全被排除在这种趋势之外的。如我们把1996年叶利钦和政府与俄共的纲领口号作一对比,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吻合之处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以致于久加诺夫讽剌叶利钦拾人牙慧,而“民主派”说俄共的主张有“抄袭之嫌”。

   俄共的政治主张:我们主张社会主义,但决不回到过去;我们反对政府的政策,决不是反对改革;我们的方向是走向社会主义,而不是回到社会主义。

   叶利钦和政府的口号是:西方模式不符合俄国国情,俄国要走自己的路;我们坚持改革,但并非不惜代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论已经过时。

   俄共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我们主张公有制占主导,但鼓励个人和私人经济在法律范围内发展;我们不反对私有化,只反对非法侵吞国家财产;我们不反对利用市场关系,但应加强国家管理,反对无政府状态。俄共主张社会公正和社会保护,但也保护个人和私人经营的合法收益;反对社会犯罪,保证每个公民、每个家庭幸福和安宁。

   政府方面的政策是:政府从未主张完全取消国有经济,规定了一系列不准私有化的领域;不应是为了私有化而私有化,私有化应讲究效益;政府主张大力发展市场关系,但决不放弃国家调节。政府提出要调整分配政策,加强社会保护,提高低收入者、退休者的补贴;加强法制部门,打击有组织的犯罪现象。

   至于国际政策和外交方面的一致点就更不待言,政府对西方态度的强硬,恢复俄国大国地位的倾向日益明显,以致在北约东扩等一系列问题上与西方对抗,撤换科济列夫,所有这些都非常符合民族主义化的俄共的口胃。在二战50周年纪念日上,叶利钦重新把过去苏联军队的红旗作为隆重纪念二战的象征。

不管是叶利钦变得“粉红色化”,还是俄共变得“温和化”,总之,两者也在向中间靠拢、向选民靠拢。这种变化并非一时性的,它反映了俄国社会的演化趋势虽然比东欧慢半拍,但社会思潮的总体方向还是有共性的。

   最后,从自由主义阵营方面看,也存在着与社会民主派趋同的现实背景。应该说自由主义是东欧剧变进程的主导趋势。然而在政治操作上自由派却往往是弱者。这一方面是由于不少东欧国家历史上在无产阶级专政之前多为封建残余较多的保守政治、贵族政治乃至右派法西斯极权主义,因此缺乏自由主义传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自由派价值观中的个人主义倾向在缺乏社会契约的情况下易导致政治上的涣散性,除非面对某些非常挑战,自由派团体总是易分不易合,互不服气,内耗剧烈,因而自由主义思想的生命力与自由派组织的虚弱性便成为一种讽剌性的对比。即使在自由主义较强的西方,“典型的”自由派如英国自由党与德国的自由民主党也往往难以成为政坛上的强者。自由主义价值常常需要借助于其右边的保守党或左边的社会党才得以实现,在自由主义传统薄弱的东南欧就更是如此。

   剧变之际,自由派一般都与右翼保守派结盟反对剧变前的体制,那时自由派对于“前共产党人”,包括共产党的后继者敌意很深。但随着东欧政治钟摆向右摆到最高点,自由派日益感到来自右边的压力,缔结中左联盟的要求便应运而生。俄罗斯的“民主派”在1993年10月事件后甚至表示愿与共产党合作以对付自民党的挑战,就是个极端的例子。而且像1994年以前匈牙利那样右派执政、自由派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国家,这种中左联盟不仅意味着左派的复兴,而且实际上也扩大了自由主义的势力。

   由于以上原因,当代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化”在东欧比在西方更明显。因此社会党的崛起在这里就有了双重的意义,即一方面它反映了因转型期危机乃至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本身固有的危机而导致的人心思变,反映了社会思潮的左倾与寻找“第三条道路”的努力: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自由主义价值观向东欧左派的渗透与左派运动的异化。事实上,东欧国家的社会党,不仅已与原共产党的过去决裂,而且与其他流派的社会民主思潮的关系似乎也比它们与自由主义的关系疏远。1994年匈牙利社会党大选获胜后,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在采访该党主席霍恩时曾问道:作为前共产党人,你是如何可能“转向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霍恩答曰:“我不明白我担任党的负责人的经历怎么会影响我转向自由经济”![2]可见,他并不打算否认自己“转向自由主义”,也不想在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划出什么界限了。

   但这当然不意味着西方的社会模式和东欧的改造型态已经无人提出挑战,只是这种挑战来自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向。当代欧洲对资本主义最激烈的批评来自罗马教廷。教皇保罗二世发布通谕,抨击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方法:它企图坚持资本以及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占有者对人的劳动的主体性实行绝对统治,这是不能容忍的。”只要“资本主义在人道方面的缺陷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物对人的统治还没有消除”,就必须展开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德国左派杂志《社会主义》1993年第11期的署名文章对此感叹道:现在只有教皇才能不受拘束地对资本主义提出如此明确的批评,而不至于立即被当作“不可救药的人”扔到角落里去,这是对我们时代的讽剌。

   而在东欧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坚持传统社会主义立场的“正统派”组织。它们基于原来的主张对资本主义持强烈批判态度,但因历史包袱沉重,语言陈旧,缺乏时代感,“破”多“立”少,又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解决转轨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故群众基础薄弱,很难有所作为,目前这类组织较少能够进入议会。另一方来自原来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些人不少是过去的“党内民主派”,原来的矛头主要指向旧体制的种种弊端,剧变后批判对象消失,他们逐渐转向批判东欧的执政当局,转向批判转轨进程的不公正方式。凭心而论,这些人因其“真信仰、真追求”的精神,在东欧民众中具有很高的“道德形象”,但因久居国外或年事已高,与现实有一定的隔膜感,对东欧的实际生活能起的作用十分有限。至于他们在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方面的建树,我们将另章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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