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的博客

帝制兴衰：辛亥百年话“传统”之十

“乱世”往往人口大减。民国却出现了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人口的“乱世增长”……

民国历史的第二面相：乱世中的现代化步伐

民国时期的兵荒马乱既是历代王朝周期的乱世景象，当然就不能说那是辛亥革命带来的“多灾多难”。像满清遗老那样，认为如果没有“孙文乱党”，大清就能万世太平，肯定是不靠谱的。但是如果仅仅如此，这个革命也就没什么可肯定的了。充其量，它只不过完成了太平天国的未竟之功（反清）并为下一个新王朝铺路而已。但是辛亥以后的中国之不同于过去的乱世，就在于它在乱世中取得的进步，这就是民国史的第二个面相了。

民国在政治上虽然没能建立成功的宪政，但确实播下了种子，今天台湾地区民主化的进步不能说与此无关。民国时期的新文化可谓风起云涌，同时传统国学也是云蒸霞蔚，两者都让人津津乐道。当年北大如何，清华如何，西南联大又如何，这都是今天许多“民国粉”们喜欢谈的。

帝制兴衰：辛亥百年话“传统”之九

过去为鼓吹革命就要痛骂立宪，现在有人为肯定立宪又痛骂革命，同样都是片面的思维。

民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乱世，具有一切乱世所具备的灾难图景，说民国未能结束这一切，是可以的；说民国导致了这一切，或者说是辛亥革命导致了这一切，就不对了。

“成功”，“尚未成功”，还是“失败”？——关于革命成败与革命理想是否实现的辨析

辛亥革命的结局如何？过去有三种说法：其一是就革命的直接结局而言，一般人都认为这次革命取得了成功。所谓成功，就是指革命没有被镇压，相反，清廷镇压革命的努力失败了。于是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我们说黄花岗起义失败了，而辛亥武昌起义成功了，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所谓成功，就是一件事做成了，这是个事实。至于价值判断是另一回事。好事有成败，坏事也有成败，古人都知道“不以成败论英雄”，就是不能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混淆。

从“太平天国民谣”谈起

太平天国，曾经在我国历史教科书中拥有双重的光环：她既是“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的传统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又是“中国近代史上三大革命高潮中最大的一次”。1950年代的小学课本中甚至有这样的“太平天国民谣”：“毛竹笋，两头黄，农民领袖李忠王。地主见了他象见阎王，农民见了他赛过亲娘。黄秧叶子绿油油，忠王是个好领袖。地主见了他两脚抖，农民见了他点点头。农民领袖李秀成，是我伲农民大恩人，杀了土豪和恶霸，领导我伲把田分。”

如今恐怕只有鬼才相信晚清的中国人会唱出这种充满现代意识形态词汇的“红歌

（网易独家，请勿转载）

辛亥百年，人们已经写了浩如烟海的文字；百年辛亥，人们依然还有太多的话要说。一百年来，在国难当头，强敌入侵时，人们为“民族”而战斗；因积贫积弱、温饱难求故，人们为“民生”而拼搏；当国家自立、国民脱贫后，对“民权”的追求又强烈起来。只要民主前贤、共和先烈的理想未能完全实现，“辛亥情结”就会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头。

看历史无他巧，用过去曾流行的说法，不过是“摆事实，讲道理”而已。近代史上辛亥在两岸三地都是热门的研究领域，专门吃辛亥这碗饭的学者很多。近年来研究深化细化，许多过去

——辛亥之变的价值观基础

"即便是洋务时代的极端守旧派，如陈兰彬、刘锡鸿，也非常清楚帝制的不仁不义和实行宪政的好处。到了辛亥还能不立宪吗？而清廷坚持不做虚君，发生革命就不奇怪了。"

向往“飞天”的传统

过去人们争论“中国古代有没有某种传统”这类话题时，往往混淆两个问题，其一是国人有没有欣赏这东西的价值观基础，其二是这东西是不是国人发明的。这两者绝不是一回事。比方说，很多民族（包括我们的祖先）都有“飞天”的美术或传说，体现出人类对飞行的憧憬（即所谓价值观基础）。但你不能说他们就是飞机的发明者。反过来，你也不能说由于他们没有发明飞机，就证明他们的“传统”排斥飞行，或者证明飞机不适合这种“文化”。没有发明飞机的人就不喜欢坐飞机？这不是岂有此理吗？没发明飞机的人不仅喜欢坐飞机，还能学会造飞机，甚至造得比发明飞机的人更好，都不是不可能的！

帝制兴衰：辛亥百年话“传统”之三

大灾难的形成机制

与那些“封建”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承平之时，“秦制”不像“封建”那样领主林立多内耗，因而可以多次取得“大国崛起”的成就。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说“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今天流传甚广，我以为难以置信。但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马可·波罗和郑和的时代，中国的王朝盛世要比当时的欧洲繁荣许多，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历史的一大特点是始终

编者按：近30年中国经济与社会成长，不仅伴随着中国人价值观念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中国社会“议价能力”的成长。与此同时，在世人称道的“中国奇迹”背后究竟有着怎样一套有关“交易成本”的行事逻辑，今天更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重新审视。为此，《南风窗》专访了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历史系秦晖教授。

作者：秦晖

《南风窗》：政府对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无疑功不可没。而在这30年间，政府扮演的角色中，哪部分是迫切需要重新检视的？

南非经济腾飞源于独特的制度安排

南非是中国很关注的一个国家，1995年中国与南非建交之后，南非是中国人去得很多的一个国家。最近媒体对南非的报道也比较多，但是往往是说南非的治安问题等等，但是对这些现象的由来，中国人好像不是太了解。

很多人的印象中，非洲是十分落后的，但是种族隔离时代到过南非的人都知道，南非大城市甚至比欧美还要漂亮。欧美的城市，还是有很多比较脏乱差的穷人住宅区，但是民主化以前的南非因为对黑人实行严格的控制，黑人是不能进城安家的，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城市都是白人城市，建筑的华丽、秩序的良好以及市容的整洁，甚至超过了欧美的一些城市。南非的基础设施很发达，这是由于南非上述体制下，圈地很

农民地权与“民工退路”

去年10月的 “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并不是在反危机的背景下形成的，但10月后因经济危机引起的农民工失业问题很快成为社会关注的新热点，也给本来并不“明晰”的政策带来了新的变数。最近一些政策发言人强调：必须给失业农民工留出“退路”。我认为这个提法很好也很及时。

但是关于“退路”的一些问题需要讨论。首先，目前的问题是农民工本来有“退路”，而我们不要出台新的改革断了这种“退路”呢，还是本来没有“退路”，我们需要改革来开辟这样一条“退路”？

有人说，土地的官办集体所有制就是农民工的退路，